關鍵礦產資源安全的問題不破除，中國的能源轉型過程中將面臨巨大隱患，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長遠目標更是無從談起。
注意到，日前，自然資源部部長王廣華再度強調了戰略性礦產資源目前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表示，我國一些重要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高，國際形勢一旦出現變化，必然影響經濟安全甚至是國家安全。
“我們將突出緊缺和大宗戰略性礦產，全面啟動新一輪戰略性礦產國內找礦行動。組織實施礦產地戰略儲備工程，增強戰略性礦產資源長遠保障能力。”王廣華表示，“對生態保護紅線內的礦產資源潛力區，國家投資進行重點勘探，用于戰略儲備。”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二十多天以來，自然資源部第二度對外強調戰略性礦產資源的重要性，也是自2021年中央首次將礦產安全上升至國家戰略之后，對礦產資源保障的直接部署，具有較強的指向意義。
戰略性關鍵礦產
想要弄清楚戰略性關鍵礦產的價值，首先就要明白它代表著什么。
“關鍵礦產”一詞，21世紀之初，相應概念高頻出現在美、日、歐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文件和智庫報告之中，特別是美國，在特朗普和拜登兩任總統共計六年時間內，先后簽發四次總統令，強化關鍵礦產的安全問題，足見其價值和意義非同小可。
而我國對于這個詞匯的認識和定義，與西方國家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認識和定義的時間相對較晚。相比英美等國自上個世紀開始的相關布局，我國在2016年發布全國礦產資源規劃中，才首次對戰略性關鍵礦產進行定義，并在2018年才正式推出了《新時代中國戰略性關鍵礦產目錄厘定》。
其次，在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定義中，關鍵礦產的界定綜合考量了國防安全、經濟重要性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求，特別是相關礦產是否會存在供應風險的問題。而在我國的相關概念界定中，更注重其經濟重要性和產業發展支撐性，對供應風險的考慮并不突出。
具體來看，中國列為戰略性關鍵礦產的資源品種有21種：鉻、銅、鈷、鋰、鈹、鈮、鉭、鋯、硒、錸、釩、鎢、銻、鎵、鍺、銦、稀土、石墨、石油、鈾和天然氣。其中，既有我國儲量產量極為充沛的稀土、鎢、錫、鉬、銻等資源，又有我國供應風險較大的石油、天然氣、鈾、鐵、鋰和鈷等資源。
對于中國來說，供應充足的礦產品種，是部分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柱型產業，需要予以保護和支持；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氣、鐵等大宗商品被列入其中，意味著這些資源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對中國經濟發展仍然具備相當大的支撐作用，具有戰略性價值。
對發展的支持超過對安全的顧慮，成為過去多年以來，中國對戰略性關鍵礦產主要的認識邏輯。如今，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邁入了現代化的關鍵階段，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戰略性關鍵礦產資源的重要性在增加。
以《中國制造2025》為例，如果把相應戰略性新興行業的礦產資源全部算上，不包括石油和天然氣，我國的戰略性關鍵礦產品種將超過30種。在這超過30種戰略性關鍵礦產中，中美之間的重合度高達21種。
隨著未來一段時間內中美競爭關系趨緊、國際政治環境多變和中國戰略性新興行業發展帶來的影響，其中不少資源品種面臨較大的供應緊缺風險，需要加以大力的開發和保障，開啟新一輪戰略性礦產國內“找礦行動”勢在必行。
戰略資源影響能源安全
在過去，能源安全與礦產的交集，更多的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隨著中國加速向清潔能源轉型升級，越來越多的金屬礦產成為能源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當這些礦產與能源安全關聯起來后，其意義就不僅僅是商品，而是上升至國家能源安全的層面。
以電動汽車為例，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與傳統汽車相比，除了鐵和鋁這些構成汽車結構的金屬之外，每輛電動汽車將會消耗超過200公斤的金屬資源，比傳統汽車多出六倍。
新能源發電設施更是如此。排除鐵和鋁等構成結構的金屬資源，風電、光伏和核能等新能源發電所用的金屬量，遠超煤電和氣電。
在整個能源產業鏈中，使用的礦產資源類型因不同技術而異。鋰、鎳、鈷、錳和石墨對電池性能、壽命和能量密度至關重要；稀土元素對于風力渦輪機和電動汽車電機的永磁體至關重要。電力網絡則需要大量的銅和鋁，而銅又是所有發電技術路線的基石。
由此可以看出，金屬礦產與清潔能源轉型息息相關，而中國恰恰又是全球清潔能源轉型的“排頭兵”。
2022年1-11月，中國風電新增裝機2252萬千瓦，光伏新增裝機6571萬千瓦；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完成76.8萬輛和78.6萬輛，同比均增長一倍，市場占有率達到25%。相比其他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速度，新能源發電和汽車兩項數據已經連續數年領跑全球，成為中國經濟邁向現代化的代表產業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戰略性礦產資源的供應短缺，迅速成為了相關產業的發展瓶頸，甚至一度影響到能源產業鏈的安全。
以鋰為例，作為新能源汽車和電化學儲能設備的關鍵資源，自2021年末開啟了價格的一路狂飆，從10萬元/噸飆漲至目前的50萬元/噸左右。不僅嚴重影響了新能源汽車的經濟性，更打亂了產業鏈原有的發展模式，限制了行業未來的發展潛力。
加快解除政策的束縛
中國的礦產安全問題，實際上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我國戰略性礦產中，有21種依賴進口，12種戰略性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超過70%。
從整個中國礦業的產業鏈條來看，產品產量和價值集中于產業鏈中游的冶煉加工行業，產業鏈源頭的資源端，和產業鏈末尾的回收利用端整體占比較小，導致整個產業鏈呈現出了“紡錘型”態勢。
這種情況反映出，我國整個礦產產業鏈的發展極不均衡，產業鏈的上下游都存在著明顯的堵點。特別是在資源端，由于長時間高強度的開發和利用，加上此前政策引導、環保政策等的影響，整個市場在資源端的投資低迷，影響了儲量的增幅。
根據礦產資源研究所的統計，2011-2021年，我國探礦權數量從3.6萬個減少至1.1萬個，采礦權數量更是從10.1萬個減少至3.6萬個；2013至2021年，我國采礦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從1.46萬億元下降至1.1萬億元，多個關鍵礦產資源的下降幅度在10%至60%，在這種情況下，多個關鍵礦產品種的儲量增幅明顯下滑。
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實現礦產的安全，就需要從產業鏈的薄弱處入手，先從政策開始解開對關鍵礦產資源的束縛，營造良好的環境促進企業的參與。
首先，在體制機制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干勇建議，應組建礦產資源咨詢委員會，對礦產資源安全涉及的重大問題和政策措施開展調查研究，對國內外礦產資源發展進行跟蹤和前瞻性研究，提出專業建議；同時，要促進研發模式創新。
其次，應進一步明確關鍵礦產的定義。“需要結合我國國情進一步核定我國關鍵礦產的種類。”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王安建表示，“需要綜合考慮我國的資源稟賦，境外資源供應集中度、來源國穩定性、地緣政治取向、輸運通道安全等因素，合理給出我國關鍵礦產的界定原則、分類。”
第三，應優化目前相關的政策措施。王安建建議，應減少環境保護和碳排放政策對國內礦產資源勘探的束縛，優化相關政策、簡化審批程序、推動國內緊缺關鍵礦產勘查和開發，持續加強我國緊缺戰略性關鍵礦產找礦、勘查力度。
最后，加快推動相關重點工程及項目落地，應著力開展重點新材料研發及應用重大專項，開展二次資源供給體系構建與能力提升工程，設立礦產資源特區。“我們可以以云南、西藏、新疆、內蒙古為試點，設立礦產資源特區，實行‘礦業優先’。” 干勇指出。“應創造良好的礦業投資環境，鼓勵企業在特區內進行資源勘查、開發。”
參考資料：
1.《干勇：用15年時間實現關鍵資源和材料自主可控》，作者：樊三彩，朱曉波；中國冶金報
2.《我國關鍵礦產及其材料產業供應鏈高質量發展戰略研究》；作者：干勇、彭蘇萍等；中國工程科學2022 年第24卷，第3期
3.《中國關鍵礦產現狀、研究內容與資源戰略分析》，作者：李文昌、李劍威等，地學前緣第29卷，第1期
4.《大國競爭背景下的中國戰略性關鍵礦產資源安全思考》；作者王安建, 袁小晶；中國科學院院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