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廣東、江蘇、云南、四川、內蒙、吉林等多省實施有序用電、臨時停電、拉閘限電等限電措施。受此影響,煤炭、化工、鋼材、水泥、有色金屬等一些工廠停工停產,部分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同時,東北部分地區的居民用電受到影響。
當下是中國生產旺季和全球供貨的高峰期,為何在這個關鍵時期掀起一場限電潮?供給端約束是否引發價格上漲,沖擊經濟復蘇?電力不足是否會成為一種常態?能源保障與“雙控”如何平衡?經濟增長與“低碳”如何兼顧?
本文從限電政策出發探索能源安全與經濟增長之路。
限電政策
各地限電的直接原因是電力不足,電力不足的原因分為供給端和需求端。
需求端是用電量增加,主要是上半年維持高速增長,制造工廠開足馬力,電力需求大增。但是,供給端跟不上,主要是原煤產量不足,煤炭價格大漲。
中國的電力結構以火電為主,火力發電量占據70%的份額,而火力發電的主要原料是煤炭。2021年1月份至8月份,全國火力絕對發電量同比增長率為12.6%,而原煤的產量增速僅有4.4%。數據顯示:煤炭產能跟不上火力發電的增速。
2020年,中國原煤產能39億噸,供給處于偏緊狀態,庫存極為有限。根據中國煤炭市場網數據,截至今年9月13日,全國生產動力煤庫存為1396.6萬噸,較上月降幅0.65%,較去年同期降幅5.29%。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2021年1月份至8月份,我國累計進口煤炭19768.8萬噸,同比累計下降10.3%。
很多人感到奇怪:為何不加大煤炭供應?
煤炭價格上漲與國際大宗商品上漲相關。巴西、智利等主要礦產區受疫情影響,產量供應不足,導致有色金屬價格上漲。同時,全球主要央行超發貨幣,催長了大宗價格。但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不是煤炭價格上漲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煤炭存儲國和生產國。2019年中國煤炭儲量占全球比重達13.2%,年產量世界第一。近十年來,原煤產量整體維持在30-40億噸。煤炭資源總量占中國一次能源資源總量的94%。同時,中國也是第一大煤炭消費國。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的占比為60%-70%。每年進口原煤約3億噸,對外依存度不到10%。
不過,最近幾年,在去產能、低碳環保、安全生產等政策推動下,煤炭產量增速緩慢,表外產能被壓縮。從2014年開始,煤炭產量出現下降,2016年達到十年內最低值34.11億噸。2017年開始原煤產量恢復增長,2019年產量恢復到2014年相當水平。
在“十三五”期間,全國煤炭開發總體布局是:壓縮東部、限制中部和東北、優化西部。煤炭結構得以優化,環保指數上升,但煤炭供應處于偏緊狀態。2021年,山西、山東等煤炭主產區加大了對煤礦安全生產整治,一些高風險煤礦停產。今年6月,鄭州煤電、ST大有均發布礦井停產公告,分別核定產能825萬噸、1140萬噸。7月,監管部門又批復煤礦復產,涉及產能6670萬噸。
但是,我們看到的煤炭產能數據是表內數據。這個行業,之前煤礦超產非常普遍,大量超出核定之外的產能,難以完全統計。但是,去年開始某產煤大省涉煤反腐“倒查20年”,監管部門加大對煤炭產業的監管力度。同時,今年刑法修正案,首次明確對未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未造成其它嚴重后果,但有現實危險的違法行為提出追究刑事責任。法律風險和監管收緊大大削減了表外的煤礦產能。
8月開始,全國各地針對高污染、高耗能(“兩高”)產業的“雙控”政策調控升級。8月12日,國家發改委印發《2021年上半年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表》,表中顯示能耗強度雙控進展順利的省市目前占比尚不足半數。9月11日,國家發改委印發了《完善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度方案》的通知。
接著,一些省市對煤電、石化、化工、鋼鐵、有色、建材六大“兩高”行業采取限電限產措施。粗鋼、鋼材、焦炭、有色、水泥等領域產量同比均明顯低增。9月,焦炭產量錄得3967萬噸,大致持平于去年12月水平,同比增速僅為-5.0%。焦化企業開工率均值僅錄得59.0%,數據刷新疫情以來新低,環比8月末回落8個點。以南方八省發電耗煤為觀測,8月第四周-9月初日均耗煤在210-220萬噸;9月8-9日下降至208萬噸;9月13日后進一步降至190萬噸左右【1】。
煤炭產能不足,煤炭價格上漲。數據顯示,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從8月初670元/噸左右上漲到9月初的750元/噸。同時,動力煤期貨最近大幅度上漲,9月28日主力合約觸及漲停,漲幅8%,報1330元/噸,續創歷史新高。
煤炭價格上漲,火力發電供應不足,各地五六月份就開始陸續采取限電政策。限電政策約束供給端,降低了工業產能。9月第二周全國高爐開工率錄得55.7%,PVC上游開工率錄得79.2%,江浙織機負荷率錄得59.2%,全國六大地區磨機開工率錄得61.6%,汽車半鋼胎開工率均值錄得49.8%,同比均下滑。
供給端約束,需求端旺盛,推動中上游原料及工業品價格上漲。中國化工產品價格指數(CCPI)9月前23日環比8月上行8.7%,是3月以來最大的單月漲幅。其中,全國水泥價格指數9月前22日環比8月上漲21.2%。
可見,煤電緊缺和限電政策對宏觀經濟影響很大。我在之前的《今年下半年經濟走勢》預測:中國市場的價格傳遞并不順暢,上游漲價,下游漲不起來,結果中間的制造企業被兩頭擠壓。下半年,中國制造企業被兩頭擠壓,日子會很艱難。這是一種結構性問題:上游過熱、下游疲軟、中游擠壓。煤電不足加劇了這一問題,上游原材料更加上漲,下游價格上漲空間有限,中游制造受兩頭擠壓利潤進一步被削弱,甚至出現虧損。
顯然,這是不可持續的。假如上游價格持續上漲,中游虧損壓力加大,價格最終是否傳遞到終端,引發消費大通脹?價格傳遞是否順暢取決于終端的購買力,在一般性市場,家庭購買力正常,大宗價格大漲會傳遞到終端引發大通脹。中國家庭的購買力無法完全承接上游價格傳遞,但中游制造不可能長期承擔虧損,那么電力是否漲價?市場會怎么樣演化?
假設上游的價格居高不下,終端消費市場可能向局部通脹,或者“微通脹+低產能+劣商品”的組合方向演變。微通脹指的是終端市場也承接了一些價格傳遞(如煙酒價格上漲),低產能是上游價格太高打擊了產能供給(如限電限產),劣商品是指中游將資源安排到更低品質的商品上,以滿足相對疲弱的消費市場;低產能和劣商品形成一定的價格對沖,終端市場可能出現微通脹。當然,市場存在不確定性,以上僅為推測,不作為投資決策依據。
但是,如何解決?
能源經濟
有些人不建議政府直接使用行政手段實施拉閘限電和錯峰供電,而應采用市場手段調節用電供給與需求。像歐美國家一樣,煤炭價格上漲,電價隨之漲,進而調節用電需求,同時激勵電廠加大電力供應。
比如,電價上漲,用電成本上漲,一些家庭可能提高空調的溫度,一些企業可能減少不必要電能消耗,節省的電能留給一些有支付能力、經濟效益較好的企業;發電企業考慮到電價上漲有利可圖,便加大電力供應,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同時平抑電力價格。這就是價格原理,價格可以優化電力資源配置,將電力分配給利用得最好的人手上。價格的柔性調節可以避免工廠因強制性停產引發的產能脈沖,有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
但是,這種價格方案在中國的煤電市場中只對了一半。為什么?
其實,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那就是“計劃電市場煤”的矛盾。在中國,煤炭價格是市場化的價格,但是電力價格是計劃價格,電價固定在一個小范圍內浮動,失去了價格的靈活性和調節性。這導致一個問題:每當煤炭價格大漲時,發電企業受到上下游的擠壓,利潤削減,甚至出現“面粉貴過面包”的虧損,失去發電的積極性。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8月份,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24.71倍,其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增長1.45倍;而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下降15.3%。換言之,煤炭價格上漲,讓上游大賺,但是打擊了中游的電力生產。
按照這個邏輯,當前的電力價格被抑制了,低于自然價格,應該上漲,調節電力需求,同時激勵電廠加大供應,進而平抑電力價格。
但是,為什么這個邏輯只對了一半?因為中國主要電廠和電網企業都是國有企業,處于非競爭性地位。換言之,在電力供應緊張的局面下,國有企業的任務是保障民生與經濟生產。反過來,如果要打破“計劃電市場煤”的矛盾,采取“市場電”,那么發電與電網也需要市場化。如果沒有充分的競爭,電力價格上漲,但是電力產能未必增加,同時發電和電網成本難以下降。只有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發電和電網公司才會想辦法降低發電成本、降低高薪、削減中間商差價,擴大電力產能,降低電力價格。如此,電力的價格機制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不過,電力緊缺只是表面問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能源問題。能源問題表面上是結構問題,本質是能源技術和效率問題。
近些年,中國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主要是電動汽車。這次煤電不足給市場一個警示:電動汽車的前景是否受到電力瓶頸的約束?
過去,市場存在一個誤區,將電力等同于新能源。其實,電力是一種二次能源,關鍵看發電結構。中國電力主要是火力發電,就當前的發電結構和煤電技術來說,電量消耗越多,煤炭消耗也就越多,碳排放也就越大。可見,這并不是低碳環保之路。
過去幾年,中國努力改善能源結構,降低煤炭的依賴度,削減煤電比重,加大風力、太陽能等新能源發電。但是,如果不是依托于技術進步的能源結構改善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
這次限電政策引發廣大關注的是東北地區,突然拉閘限電對居民生活造成了影響。為何突然拉閘限電?官方給出的解釋是:9月23日至25日,由于風電驟減等原因,電力供應缺口進一步增加至嚴重級別,遼寧省啟動3輪II級(負荷缺口10-20%)有序用電措施,個別時段在實施有序用電措施最大錯避峰416.92萬千瓦的情況下,電網仍存在供電缺口。根據《電網調度管理條例》,東北電網調度部門依照有關預案,直接下達指令執行“電網事故拉閘限電”。簡單理解就是,風電驟減引發了電力缺口。
這與東北的電力結構有關系。截止2020年底,東北的火力發電占63%,風電18%,光伏8%,水電7%,核電4%。火力發電比重高,但是低于全國平均值。在新能源發電方面,東北走得比較前,壓縮煤電,發展風電。最近幾年,東北在環保等政策下降低了煤礦產能,大量向內蒙古采購原煤。經《財經》記者統計,2020年黑龍江、遼寧、吉林原煤產量合計0.93億噸,較2016年的1.13億噸下滑約17.7%,東北三省占全國煤炭總產量的比例也由3%下滑至2.4%。【2】
今年9月,煤炭緊缺,原煤價格上漲,火力發電量下降,近日用電緊張期間,遼寧的火電出力僅為裝機容量的一半左右。這時,東北的電力供應對光伏、風電的依賴度大大增加。但是,光伏、風電并不穩定。
東北三省風電總裝機達到約3500萬千瓦,但在9月21日冷空氣過后,風電出力出現明顯下降,近日限電期間,風電出力遠不足裝機容量的10%。9月23日國家電網東北電力調度中心簽發的一份電網拉閘限電預通知單信息顯示:當時系統頻率低于49.8赫茲——中國電網正常運行的頻率是50赫茲,當電網頻率低于49.8赫茲時,可能出現電網系統崩潰的風險。調度部門耗盡了全網頻率調整手段,但是無法拉升頻率,最后只能開啟拉閘限電。
可見,風電的不穩定性是這次東北拉閘限電的直接原因,新能源發電反而提高了東北的電力供應風險。能源專家劉科院士做過一個測算:一年有8760小時,全國太陽能平均每年發電小時數大約在1450-1750小時左右。風能每年發電的時間大約是2000小時左右,但電是需要24小時供的【3】。
解決辦法主要是儲電。目前,光伏發電和風電的發電成本與火電相當,但是如果加上儲電,光伏發電和風電變得非常昂貴。靠儲電來維持穩定的電力供應,當前的技術是無法實現的。“據估算,目前全世界電池生產商5年多的電池產能僅能滿足東京全市停電3天的電能。”假如電力存儲技術進步提高存儲效率,光伏發電和風電是不是可以替代火電?
當然有這種可能,畢竟技術創新難以預測。但是,電力存儲技術——能源密度在過去一百年里進步非常有限。劉科院士指出,100多年前就發明的鉛酸電池的能量密度是90千瓦時/立方米,人類花了上千億美元和100多年的探索,電池能量密度到現在特斯拉的電池、比亞迪的刀片電池,也就是260千瓦時/立方米。這是由物質形態決定的,液態的能源密度是最高的。汽油的能量密度是8600千瓦時/立方米,柴油是9600千瓦時/立方米,遠遠高于電池能量密度【3】。
所以,電力結構的優化和能源結構的調整,必須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才能保障能源供應與安全。那么,按照這個邏輯,中國是不是還是得大力發展火電?中國能源結構如何改善?如何實現低碳經濟?
低碳政治
現在的能源難題是:既要保障供電、能源供應,又要降低高耗能高污染。
如何解決?
這個時候很考驗一般性邏輯。解決能源難題應該遵循兩個基本邏輯:一是市場競爭,技術賽跑;二是解決外部性。
先看第一個邏輯。我們首先要解決能源供應問題,能源供應表面上是稟賦和結構問題,本質上是技術和效率問題。最佳解決方案不是指定新能源或舊能源,不是鼓勵電能或限制煤炭,而是讓各種能源,不管是一次能源還是二次能源,自由競爭,技術賽跑,最終市場來選擇。
傳統觀點認為,中國能源稟賦結構存在嚴重的問題,主要是“富煤缺油少氣”。數據顯示:在一次能源結構中,我國化石能源資源中煤占90%以上,石油和天然氣加起來不到9%;中國的人均煤炭資源是世界平均的50%,石油及天然氣僅有7%。
但是,這其實是一個誤區。能源結構建立在資源稟賦的基礎上,但更依賴于能源技術。換言之,能源技術可以改變能源稟賦。
歷史上,美國的能源稟賦也是“富煤缺油少氣”,但是經過三次能源技術革命后,美國的煤、油、天然氣均實現自給,甚至可以出口。最近一次能源技術革命就是頁巖氣革命。2008年前世界石油價格持續上漲,美國乃至全球面臨石油緊缺的風險。這刺激了美國企業大規模投入頁巖氣技術。之后,頁巖氣革命取得成功,大量原本深藏在地下的油氣被開發出來。2014年,美國天然氣總產量已居世界第一,其中半數是頁巖氣;大規模的非常規油氣開發幫助美國的油氣產量超過沙特阿拉伯,占世界10%。盡管美國的資源存量只占世界2.1%,遠低于沙特的15.9%,但是技術革命大大增加了其資源的開發效率,美國轉而成為了油氣出口國。頁巖氣革命降低了國際原油價格,每當國際油價漲到頁巖氣邊際成本,便面臨下行壓力。
理論上,中國并不“缺油少氣”,只是受制于開發技術。國土資源部發布報告表明,早在2013年全國常規石油地質資源量達到1085億噸,但迄今的探明程度也只有33%;常規天然氣地質資源量68萬億立方米,但探明程度只有18%。中國南海的油氣資源頗為豐富,但受制于開采技術。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8年5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的頁巖氣儲量達31.6萬億立方米,排名全球第一,遠遠超過美國的17.7萬億立方米。《中國礦產資源報告(2018)》顯示,截止2018年4月底,我國頁巖氣累計探明地質儲量已經超過萬億立方米。但是,受限于技術,對埋深在4000米以下頁巖氣的開采未能獲得實質性突破。
所以,改善能源結構、保障能源供應,關鍵是提高能源技術與效率。能源并不存在新舊之分,不宜人為去選擇或限制。煤炭、油氣、光伏、風能、核能自由賽跑,市場自然會選擇最有效率的能源。煤電、光伏電、風電、核電,哪個便宜又安全,哪個就是最好。假如電池儲存技術獲得突破,光伏電和風電則優勢巨大;假如核電安全技術獲得突破,將是一個重要的市場選項。也希望這次煤電供應緊張能夠加速中國各類能源領域的市場化改革。
但是,歐洲和美國正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氣候問題在歐美世界被政治化。
在歐洲,執政者長期排斥煤炭、石油,畏懼核能核電,青睞天然氣,導致天然氣管道受制于俄羅斯,歐洲能源價格上漲。
在美國,石油、天然氣是共和黨的支持勢力,共和黨反對氣候政治化,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但是,對于民主黨來說,氣候就是政治選票,可以博取進步派背后的環保主義者及左派知識分子的支持,也可以討好建制派背后的硅谷新能源和科技巨頭。拜登上臺第一件事就是讓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議,同時打擊油氣勢力,將頁巖氣的補貼轉給風電和太陽能。
最近,拜登政府的能源部 (DOE) 發布了《太陽能未來研究》,計劃到2035年,太陽能電力占據全美40%,當前這一比例僅為3%;風電和太陽能電力合計占全美75%。實際上,美國大力發展光伏發電,促使電價持續上漲。因為光伏發電的不穩定性和電力儲存的高成本限制了電力供應。若要完成以上目標,按當前的儲存技術,鋰、銅、鈷、鎳等有色金屬價格將難以想象。
這背離或干擾了能源發展的市場路線。
第二個一般性邏輯是解決外部性。
很多人會提出疑問:只關注經濟效率,忽視能源安全,污染誰來負責?發生核泄漏怎么辦?如何實現“碳中和”?
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大約103億噸,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氣排放達到95億噸。換言之,90%以上的二氧化碳都來自煤炭、石油、天然氣。因此,人們很自然會想辦法降低或禁止這三種能源的消費。
但是,這并不是一個正確的邏輯。舉個例子,我們每天可能都會喝牛奶,但是每多喝一瓶牛奶,就會多排放一定量的二氧化碳。這個二氧化碳主要來自:奶牛放屁、打嗝,以及牛奶生產、運輸。那么,我們是不是要減少或禁止喝牛奶?
污染本質上是一個外部性問題,解決外部性的正確邏輯并不是消滅那個企業、產業或資源,而是讓污染付出代價。比如,汽車尾氣污染空氣,那么使用者需要為此支付成本;工廠排污污染河流,工廠要為此支付費用。
解決辦法可以采用庇古的征稅法,如征稅污染稅,也可以科斯的市場交易法,如類似于排放放交易市場。讓污染者為外部性付出代價,可以被迫其提高技術減少污染,最終實現“碳中和”。這樣,社會福利是最大化的。只要采取解決外部性的統一標準——污染者付出代價,煤炭、石油、天然氣、風電、光伏、核能都會往更加安全、更加低碳的技術方向上前進,市場個體無時無刻在邊際上做出選擇。比如,外部性標準促進煉油技術和發動機技術進步,如今歐洲汽車排放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經非常低。
最后,除了以上兩個一般性邏輯外,實際操作也考驗著執政者。實際上,高福利的低碳生活是一種奢侈品。這條繁榮與低碳之路建立在技術進步與市場選擇的基礎之上。
但是,當下,拜登政府面臨債務上限難題——事關明年中期選舉,不論在國會還是在聯合國,拜登急于拿氣候政治來爭取支持者。這一政治訴求所引發的全球行動,正約束著原本緊迫的全球能源與原材料供給端,阻礙著正在復蘇的世界經濟。這就是低碳政治。
參考文獻
【1】能耗雙控、開工率與宏觀面,廣發宏觀郭磊團隊賀驍束,郭磊宏觀茶座;
【2】東北拉閘限電與能耗雙控無關,這三點才是真實原因,韓舒淋、江帆,財經;
【3】碳中和誤區及其現實路徑,劉科,中國企業報。
(圖片來源:veer圖庫)